近日，学院刘承军教授学术论文《考古学家吴金鼎的学术与人生》被《新华文摘》2026年第16期转载，并入选封面文章。

吴金鼎一生经历曲折，学术研究成果颇丰，但由于存世资料较少，学者评述不一。本文利用学界相关记述，以及在查阅了傅斯年图书馆史语所档案等文献资料基础之上，对考古学家吴金鼎一生主要时段的事迹、学术研究轨迹及成就进行了述评，彰显了吴氏在考古学和教育事业等领域取得的成就，揭示了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应有的地位和意义。全文如下：

吴金鼎，字禹铭，山东安丘人。吴氏被梁思永称誉为“田野考古学的正统派”（夏鼐：《追悼考古学家吴禹铭先生》，《中央日报·泱泱副刊》1948年11月17日，第6版）。他是“龙山文化的发现者，田野考古调查约二十次，所得遗址约八十四处，发掘遗址约廿六处。从山东的史前，到河南的殷周，又四川彭山的汉，云南南诏大理的唐宋，以至成都琴台的五代，并远及巴勒斯坦。时间上下数千年，地区纵横数万里，涉猎经验之丰，文化贡献之多，直到现在为止，在田野工作上来说，有那一个人能比得上他呢？称得起是田野考古第一人”（石璋如：《田野考古第一——吴金鼎先生》，《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出版，第637页）。

然而与其卓越学术成就相对照的是吴氏身后学术声名的黯淡，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也难觅其踪。近年来，档案、报纸与期刊的电子化、网络化，为研究吴金鼎提供了便捷途径。笔者尝试将吴氏放在近代学术发展的视域中加以考察，系统梳理其人生历程、人格品行和学术成就，从而得以管窥现代学术发展的实景，揭示制度的力量对学人产生的形塑作用，为考察20世纪前半段学术变迁提供一个少有关注的面相。

吴金鼎先生遗像

新旧与中西：觅路的乡村青年

1901年2月，吴金鼎诞生在山东省安丘县景芝镇万戈庄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那一年，严复48岁，蔡元培34岁，梁启超29岁，胡适11岁，傅斯年和李济6岁，正是新旧思想碰撞、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之时。他出生后不久科举制度就被废除，这是危机但也意味着各种新的可能性。吴金鼎颇得风气之先，他既没有就读于私塾，也没有进新式学堂。自小学起，吴氏即在教会学校读书，开始学习英文，接触西学，接受近代文化的洗礼，奠定了坚实的科学文化基础。

吴金鼎学习勤奋刻苦，但仅仅依靠在村镇上的学习已经不能满足其探求新知的需求。科举废除之后，年轻人对西学的掌握程度成为进入精英阶层的主要凭借。这代人对功名的渴望，转向对西学的渴求，以寻求获取新功名的途径。外面的世界在向他召唤。吴氏决定到大都会，继续学习深造。

1918年，吴金鼎考入齐鲁大学预科，开始了在此处十余载的求学和任教生涯，他接受现代科学文化以及宗教的濡化，这是其学术生涯重要的启蒙期，因而他对母校怀有很深的感恩之情。两年后，吴氏升入大学部历史政治学系就读，他深受系主任奚尔恩（John J.Heeren）的影响。奚氏的远东史课程系统而充实，学生们很感兴趣，也开阔了吴金鼎的视野。他阅读了大量人文社科领域著作，还对地方史志感兴趣，打下扎实的文史基础。

1924年夏，吴金鼎毕业留校，担任社会经济学系助教，讲授社会学等诸多课程。在从教之初的两年中，吴金鼎陆续发表了《家族制度研究史略》《济南“地方调查”》《经济的竞争与中国》以及报纸连载《进化论评议》《孔子的政治学说与现代中国》等文章。从文章的标题和内容看，吴氏熟悉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的著作，评点了进化论，能以社会学的眼光诠释中国古代文化习俗，能作中西经济的宏观比较，深入基层调查以了解中国社会，其成果可谓丰富。这些文章与新文化运动的理念与目标息息相关，契合与呼应了新文化主流的论述。这是吴氏走上学术研究之始。

吴金鼎虽然在社会学领域发表了一些成果，但他对于这种含糊笼统且形而上的研究并不满意，尚未找到符合自己性情的学术志业。1926年，吴金鼎考入清华研究院，选择李济作为导师。研究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为宗旨”（《清华学校研究院章程》，《清华周刊》1925年第339期），其与传统的师徒传授不同，新生代学人也由宗师一人而转益多师。吴氏在与师友的朝夕相处中，吸收了新学风的诸多要素，也塑造了其知识结构和学术观念。

这年初，李济赴山西南部进行田野调查。秋季，他选择在夏县西阴村这处遗址进行发掘。西阴村的发掘，标志着李济的学术兴趣和研究方向已完成从人类学向考古学的转移（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8页）。导师的学术事业无疑激发了吴金鼎对考古学浓厚的兴趣，吴氏回忆：“李济博士将其发掘所得的遗物带回大学。从典型器物的展览以至李济博士及袁复礼教授在茶话会中关于发掘工作的演说都十分生动有趣，使我也不自觉地想象有一天能够发现一个遗址，研究它，发掘它，并撰写它的历史。”（Wu, G D.,Prehistoric Pottery in China,London:Kegan Paul,Trench,Trubner ＆Co.,Ltd.,1938,P.7.）吴氏在清华学习的时光虽然不长，却成为其学术历程中的重要拐点。他的兴趣从历史学到社会学，又转向人类学，最后选择了考古学。

1941年参加四川彭山崖墓发掘时考古队员合影 左起：吴金鼎、王介忱（吴夫人）、高去寻、冯汉骥、曾昭燏、李济、夏鼐、陈明达

吴金鼎发掘彭山汉代崖墓报告手迹（《四川彭山汉代崖墓》）

平台与资源：中国考古学的栋梁

1927年夏，吴金鼎返回齐鲁大学任教。教课之余，他对济南以东的平陵故城和城子崖遗址进行了六次踏访，最终发现了以黑色蛋壳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遗存。但当时齐鲁大学并不具备考古发掘的条件。而这一时期，李济已离开清华研究院，加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担任考古组主任。史语所的考古工作在河南遭遇挫折，他们正计划转向山东。吴金鼎将自己的调查情况告诉了李济。史语所遂将城子崖作为在山东发掘的首个工作区。于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城子崖遗址呈现在世人面前。吴金鼎也“成为发现龙山文化的第一人”。

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龙山文化博物馆）

龙山文化陶鬶（龙山文化博物馆）

后五四时代，中国已完成新旧知识体系的转变。学术分科完成，现代学术体制建立，尤其是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成立，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为新学术、新知识的生产奠定了制度支撑。《城子崖》不仅成为吴金鼎考古学研究的起点，奠定其学术事业的基石，也让他拿到进入史语所的钥匙。1930年初，吴金鼎由齐鲁大学转聘为史语所助理研究员。身处现代学术研究的中枢，他在一次次的学术实践中自我修正，最终明确了研究定位，这成为吴金鼎个人学术发展史上重要的关节点。

城子崖考古报告集

如果将吴金鼎放在民国学术史的脉络中，他属于史语所新学术的追随者和践行者。因为勤奋和努力，他赢得了史语所开创者傅斯年和李济等人的欣赏，多次在山东、河南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和发掘，吴金鼎成为考古组的学术中坚。浸润在史语所的学术氛围中，凭借新的学术平台与资源，吴金鼎的视野和研究领域得以不断扩展。他以一个现代考古学家的身份发掘地下材料，将古史辨运动中击成碎片的中国上古史重新建构，以回应傅斯年提倡的“本所同人所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傅斯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

在史语所历练两年后，吴金鼎决定赴欧洲学习先进的考古学理论、知识和技能，他要以世界的眼光来观照中国文化的发展，并探讨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吴氏兴许早就想到国外学习，他“饱受由于没有外国洋博士学位受歧视的刺激”（ 夏鼐：《夏鼐日记》第2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4页），只是一直没有出国机会。1932年6月，吴金鼎得知山东省官费生出现缺额时，立即致信傅斯年，请其从中斡旋。最终在傅斯年和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等人的帮助下，由山东省公派赴英留学。

1933年秋，吴金鼎入学伦敦大学科特奥德艺术研究院（The 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当时英国考古学正处于巅峰时期，以彼特里（W.M.F.Petrie）与惠勒（M.Wheeler）为代表的田野方法的新进展，尤其是新生的田野考古学范式给吴金鼎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徐坚：《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8—80页）。吴金鼎的留学经历，使其能够将个人思考置于世界学术思潮中加以审视，把中国文化放在世界文化的脉络中理解，从更宽广视角看待考古资料与问题。

吴金鼎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史前陶器》（Prehistoric Pottery in China）可视为以陶器为切入点，凭借考古搜集的证据，解决中国文化的起源以及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针对当时中国史学的焦点问题和重要论域，即学界迫切将考古材料运用于上古史的撰写，重塑国人的古史认知和民族自信心的因应成果。取得博士学位后，他毅然回国。时值全面抗战时期，虽在颠沛流离的战乱岁月，凭借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史语所的鼎力支持，吴金鼎主导了西南地区的田野调查与发掘，这是他在中国考古学上留下独立印记的时代。只是西南地处边陲，抗战胜利后该地的考古发掘重归寂静。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考古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新的考古学范式下开展的工作，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未能呈现吴金鼎的开创之功。

不甘与遗憾：倦鸟思还

1944年，全面抗战已进入第七个年头。此时的史语所同人陷入深重的危机感和普遍的焦虑感。作为中国第一个在西方获得考古学博士学位，在中国西南田野作出开创性贡献的考古学家，吴金鼎本应继续大展拳脚，担负起建设中国考古学的重任，但“国事、家事、天下事，多方交迫”，于是他致信傅斯年：“当前国家情形至如此地步，而两先生（傅斯年和李济）所处境地又如此窘苦，鼎扪心自问，不忍偷安。幸贱躯顽健，牵挂尚少，再三思考，现已决意投身军委会战地服务团，以申素愿。”（《吴金鼎函傅斯年》，傅斯年图书馆藏史语所档案：李14—22—1）

吴金鼎的投笔从戎引起了很大波动，也引来许多猜测甚至妄议。有人认为是傅斯年对吴氏的轻慢和欺侮，从而使后者大为不满并滋生了怨恨之情，最终怒而辞职、从军以泄愤懑（岳南:《南渡北归·北归》，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91页）。还有人推测缘于李济和傅斯年的矛盾，结果是“神仙打架，凡人遭殃。跳出三界。这或许是吴金鼎离开史语所的真实原因”（岱峻：《李济传》（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333—335页）。李光谟对此事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吴金鼎是专任副研究员，1942年史语所给他转成“技正”，这么限制他，他肯定留不下来（同上，第333页）。甚至还有人提出吴金鼎辞职“藉以博取美金待遇”，为了“花花绿绿的美钞而牺牲了自己的学问与事业” （苏同炳：《手植桢楠已成荫—傅斯年与中研院史语所》，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316页）。显然，吴金鼎为了赚美元，见利忘义的观点不值一驳。傅斯年将吴金鼎从副研究员转成技正，是前者故意刁难后者的猜测也经不住史实的考证。应该说，吴金鼎是在家国情怀、生活、工作和人际关系的多重重压之下，最终从军报国。

吴金鼎很快发现军旅生活与设想的相距甚远。1945年7月27日，吴金鼎致函王献唐，谈到他在军中的感受：“虽特以服务国家自诩，但究竟服多大之务，很是问题。”吴氏很快即厌倦了军旅生活，也低估了自己对考古的热爱，他盼望抗战早日取得胜利，继续从事田野考古，“弟近中尚在草某种考古报告以资消遣，回忆李庄诸师友及以往十余年之田野生活，无时不作倦鸟思还之想也”（《吴金鼎致王献唐》，杜泽逊编校整理：《王献唐师友书札》，青岛出版社2008年版，第1588—1590页）。

1945年8月15日，中国抗战取得全面胜利。吴金鼎解除军职后，计划回史语所开展考古工作，但母校齐鲁大学向他发出邀请，请其协助复员之事。吴金鼎向傅斯年请假，“惟以母校齐鲁大学，年来因受国难影响，迭经风波，日趋艰苦。鼎身为基督教徒，目睹现状不忍坐视，现拟趁此机会略尽绵薄”（《吴金鼎函傅斯年》，傅斯年图书馆藏史语所档案：李14—22—13）。

吴金鼎在成都主持齐鲁大学复员的工作，至1947年夏结束。他本拟帮助母校复员，迨学校走向正规，便可继续从事考古，其在致夏鼐的信中袒露心声：“自胜利以来，弟无时不梦想着田野工作。俟一切安定，弟必及早返所陪诸兄再晒太阳。”但吴金鼎最终也未能返回史语所，因为“责任心重，在济南继续负责襄助办理他的母校”（夏鼐：《追悼考古学家吴禹铭先生》）。

吴金鼎写给夏鼐的信

（史语所档案：李14—22—2）

吴金鼎在齐鲁大学曾任历史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主任、兼任校长室西文秘书、训导长、图书馆主任等职。1948年初，他又兼任理学院院长。吴氏积极扩充师资，延聘知名教授兼课，重视提高教学科研质量。吴氏虽行政事务繁忙，但也未忽略教学和研究。他亲自编写讲义，坚持给学生讲授考古学，并带领学生在济南附近做史前遗址调查，培养考古人才。当年，他还出版了新著《山东人与山东》。吴金鼎担负的各项工作均有出色表现，为母校的教育事业可谓“鞠躬尽瘁”。

吴金鼎的成就得到了校方的肯定。1947年，中央研究院组织首届院士选举，请各大学、专门学会和学术研究机构推荐院士候选人。齐鲁大学推荐了吴金鼎为考古及艺术史组候选人，虽然未能当选，但可以看出齐鲁大学将其视为学校学术最高水平的代表，认可他是院士的最佳人选。

吴金鼎身兼数职，工作繁琐而忙碌，长期的高负荷致使其心力憔悴，他向夏鼐写信诉苦：“到济南后即如加轭之牛，除饮食外，几无余暇”（夏鼐：《追悼考古学家吴禹铭先生》）。吴金鼎终因劳累过度、体力不支而患肺癌并染及肝胰，即使赴北平协和医院进行诊治也回天乏力，最终不治。吴金鼎怀着对家国的无限热爱和未能继续从事考古事业的无限怅惘，于1948年9月20日在齐鲁大学辞世，终年48岁。

综观吴金鼎短暂的一生，在大有可为的年龄被病魔所攫，未能尽展其才，留下无尽的遗憾，但他艰苦耐劳，谦虚低调，待人忠厚，爱国爱家，蔚然一代学人。他用丰富的学术人生为我们描绘了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途辙，其生命和著述虽已成过去，但其人生、学问的价值却永远不会泯灭。

(《考古学家吴金鼎的学术与人生》原文来源：“中华读书报”公众号)